[3]Ulrich Beck， Gegengifte: Die Organisierte Unverrantwortlichkeit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1988）的副标题。

党的十五大报告第一次使用法治指代我党的治国方略和我国的发展道路。这两种情形，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都先后出现过。

与其说是邓小平等身罹人治之患的第二代领导人选择了法治道路，不如说是他们被逼上了法治道路。尽管制度转型没有成功，但是，中国必须走民主法治道路的观念在那个时期就已经牢固地确立下来了。该词意指各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职业活动和社会日常生活中所应遵循的行为准则和行为规范的总和，是一种特殊的群体道德。[56]在这里，法律的内在道德本身不一定与具体的道德规范相关，它主要是对立法工作的要求。目前，仍有学者将这种观点称为法治人治结合论（参见刘永艳：《法治与人治》，载张恒山主编《共和国六十年法学论争实录（法理学卷）》，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9页）。

【关键词】法治 依法治国 以德治国 民主 人权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三个角度，将国家机关及国家工作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违反法治原则的情形作了如下描述（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下同）： 有的法律法规未能全面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意愿，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立法工作中部门化倾向、争权诿责现象较为突出。由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都披着神学的胎衣，基督教神学十分方便地继承了二人的哲学衣钵，用法律、正义、善、理性、秩序等词汇来宣扬上帝的意旨，从而使古希腊的法治理论不致被人遗忘。《拜杜法案》为发明者和政府设置了权利利益，同时也设定了一系列的义务，它认可由政府资助的高校科研成果所有权归高校，但这是以高校承担技术转移义务为前提的。

根据激励实施的范围可分为内在激励和外在激励，内在激励来源于相对人行为时的认同感和义务感，自觉完成激励所希望的行为。孟甜甜，西南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法社会学。高校与产业界的合作情况大为改观，美国在全球经济和科技中的竞争力开始不断提高，并占据世界领先地位。真正将激励型法作为普遍理论，从法理学角度进行系统性研究的，当属上海政法学院倪正茂教授。

这些无疑都属于激励型法。当环境一定时，法律根据人们各自的需要，对社会个体的每一层次的需要，都设计出相应的满足模式。

再如《著作权法》对于著作权人的权利保护期限的规定，也体现着对自由的限制和对公共利益的保护。激励机制中最大的刺激因素是利益，一切的激励机制都是围绕着利益内化构建的，离开了利益，激励是无从谈起的。该法案实施后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推动效应，也影响到他国法律制度的创新，东亚各国几乎都引进该制度来作为刺激科技研发从而推动经济发展的手段。封建社会的激励型法更是普遍，商鞅变法中奖励农耕、奖励军功，诸葛亮的赏贤罚罪思想，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等等，都体现着激励型法的原理。

心理学认为，根据人们的心理和行为特征，通过外在的启发、引导、鼓励、奖赏，刺激人们奋发向上的心理状态。被管理者的配合，又取决于激励的方法是否激中了心理需求。它根据人们不同的利益需求，从正面激发积极性，使人们不断地创造社会财富。如《法国民法典》对契约自由的规定，《德国民法典》对物权的详细规定，都极大地促进市市民社会的繁荣。

这就需要采用激励的方法来进行管理和调整人们的行为。例如，私法领域的契约自由原则深刻地体现着法律保护自由平等的精神，但该自由不是绝对的，法律所保护的自由是有限制的自由。

资本主义的激励型法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它囊括了从宪法到一般法律，从政治、经济到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然而需要本身不能导致行为，必须通过把需要转化为行为的动机，才能给法律提供激励的可能。

法律的激励功能同惩戒、组织管理功能一起作为法律的三大基本功能，激励功能的社会认同感最强，原因在于它表达着社会永恒的诉求——利益，激发整个社会的斗志，为社会带来了积极向上的步调。激励型法的公信力首先体现在法律的制定环节，以《拜杜法案》为例，在法律承诺赋予发明者专利权的同时，必须要先将保留情况予以说明，即发明者违反技术转移义务时的权利归属。《拜杜法案》实施后，美国高校的科研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研发者们积极申请专利，并热衷于将其市场化。知识产权的保护旨在使发明者获得一定的利益，通过激发他们发明的积极性，同时达到传播科学技术的目的，为人类社会带来创新发展的动力和源泉。美国管理学家贝雷尔森和斯坦尼尔认为一切内心要争取的条件、希望、愿望、动力等都构成了对人的激励……它是人类活动的一种内心状态。如罗豪才、宋功德先生在现代行政法学与制约、激励机制中提出，现代行政法正是通过制约机制与激励机制的协调运作，形成最佳的资源配置格局和价值目标{4}。

激励型法在运行中，要敢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注重平衡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刊载于《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而《拜杜法案》正是针对当时美国国内经济发展以及科研人员对科研成果产权的需求而出台的，政府通过立法放权给科研人员，把他们从实验室中解放出来，从而激活了整个科研——产业化链条，使经济得以复苏。(一)激励型法的管理学基础 管理的目的是使一切资本、技术的活力竞相迸发，一切能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8}，使整个团体能积极向上、奋发图强，形成一种上升的秩序和状态，从而有序地共存和发展。

激励型法的利益性，不因所在社会的意识形态而变化，不因人们的认识、观念的不同而变化。侯建在也谈法律的激励功能中提出，法律激励功能可以理解为法律为人们提供一种动力，促使人们去做符合社会需要(或者立法者需要)的行为，不去做危害社会的行为{6}。

激励型法，是典型的表达利益诉求的法律。(二)激励型法的运行要平衡利益冲突 激励型法有鲜明的利益性，既要表达人们对利益的需求，又要平衡各利益之间的冲突。{28}个人自由权利的终点止于他人自由权利的开始之处，法律所确认的自由应遵循现实性和可能性的准则。然而，我国行政法及行政诉讼法对各级行政机关激励性规范的效力并无统一的规定，并未将行政奖励失当纠纷列入行政诉讼的受诉范围，这无疑会使行政激励缺乏统一标准，并使救济难上加难。

行政激励型法律，代表着国家行为，一旦产生纠纷，行政相对人多处于弱势地位，其权利救济必然会难上加难。有权利必有救济，权利无救济即非权利，救济先于权利。

他在《激励法学探析》一书中正式提出了激励法的概念，认为激励法是指对人的特定行为实施激励的法律{7}。法律对个体行为的激励机制是通过行为产生的五个阶段进行的，即环境影响、主体需要、行为动机、行为方式与客观结果而形成主体满足状况。

法律的实施需要公信力，不可朝令夕改，激励型法更是如此，否则不仅不能达到激励之目的，反而会损伤法律的公信力。作为社会控制的一个手段，法律的目的之一也在于对社会进行管理，实质上，法律也理应是社会管理必不可少的手段。

发明人有权分享专利许可收入。专利制度中涉及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冲突，而专利法无疑是以有效和充分保护专利权为核心，授予保护发明人独立的专利权来鼓励科研发明，并要求他人在使用其专利时要得到许可并付费，通过激励方式促进科技进步，为社会带来更大的效益。另一方面又限制了发明人的权利，即规定了专利的保护期，过了此专利保护期，发明专利就可以被社会公众普及使用。利益是人类永恒的诉求。

该法案通过改革专利制度，将政府资助的发明专利权归属于发明者所在的研究机构，鼓励非盈利性机构与企业合作将这些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以提高发明技术在美国的实际利用率{2}。《现代汉语词典》中激励意指激发、鼓励，而激发是指刺激使奋发。

法律对个体行为的激励功能，就是通过法律激发个体合法行为的发生，使个体受到鼓励去做法律所期望的行为，最终实现法律所设定的整个社会关系的模式系统，取得预期的法律效果，形成理想的法律秩序{11}。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意味着更多地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到治理中来{3}。

可见，在激励型法的运行过程中，对利益机制的调整与平衡应引起重视{33}。激励类法律在立法时应当以平衡公众与被激励者之间的利益为原则。